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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学院的经典评论www.550678.com
更新时间: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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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大学,从教学的体制上看,基本上有三类。大学(四年大学学制以及研究生院,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和社区教育学院(两年制,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还有商学院,工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www.550678.com或者其他的“职业性”的学院。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大学,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都是这类的大学。虽说这类大学的各个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学生情况很不一样。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三万多学生,而普林斯顿大学只有六千名左右的学生。University有公立或私立之分。一般来说,私立大学,由于历史悠久,资金来源,教授水平等等,学校质量总体上看似乎比公立的要高和好。当然,也不完全如此,比如伯克利就是公立大学,也是公认的好学校之一。但是好学校不见得一定事事好,通常这种好是某个科目的研究生教育领先才被认为好的。有的普通学校的某一个系或专业的研究水平也许是全国内水平相当好的。比如,伯克利的中国文学的教授和学术成就不见得比俄乐岗大学好,虽然俄乐岗大学排名上远不如伯克利。但是,俄乐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五位终生职教授,从事从古到今从中国到港台的中国文学的研究。而伯克利在这个专业领域,从师资力量上看,不能跟俄乐岗大学的比。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上了伯克利之后,又转学回来了。这是研究生的教育状况。

  我认识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在伯克利大学的头两年没见过一个教授,他甚至连自己的指导教授也没见过。大学教授们被自己的研究压力压迫,也实在顾不上教大学生。

  在中国,这种规模小的、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好像不太引人注意。学院这两个字在中国似乎有点落伍。中国过去称作学院的大学好像都更名换代摇身变成大学了。比如,过去的中央民族学院,中国铁道学院,北京邮电学院,这些学院都在我家附近,从童年起我就叫他们为学院,至今还经常说漏嘴,早就都管自己叫大学了,好像叫学院就低一等一样。当然这种学院和美国的Liberal Arts College原则上是不一样的。Liberal Arts College,中文的翻译通常是人文学院。我不久前在“世纪中国”网站上看到在耶鲁大学的薛涌的文章,介绍美国的教育体制,他也翻译院。他的一系列关于美国和中国教育改革的文章对我都很有启发。可是我觉得他把Liberal Arts College翻译院是一种误译。误译的原因是对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的教育哲学的误解。我自己以前在公立的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在私立的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教书,工作中逐渐明白他们的相同与区别之处,体会到不同的教育哲学思想对大学体制设置的意义。实际上,2001年我到自己任教的宝盾文理学院后,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对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的教育哲学一无所知。那年我开车穿越美洲大陆,从西海岸到缅因州任教,一路游山玩水,对等待我的不同环境几乎没有准备,自以为在公立教书的经验把我都准备好了。到了宝盾学院,在工作中我越来越对大学和学院的区别有体验,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容易地想当然。也许真理是,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经验所能允许我们理解的东西,超出我们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们是很难理解的。难怪人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呢,只有具体的经验才使抽象的经验获得实际的意义。

  正是这种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进行着美国最好的大学教育,还因为在这种学院里教书的人基本上都是教授,没有研究生教课的情况,教师力量十分雄厚,而学校的规模却相当小。师生比例是大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通常的情况是学生和老师的比例越小,学校越好。比如,在全美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两个自由教育文理学院,在麻省的维廉姆斯学院,其师生比例是1:9,学生不到2000人;阿姆赫斯特师生比例是1:8,学生1600左右。2011年排名第五、2013年排名第十的宝盾学院的师生比例是1:10,学生不到1600人。而排名第四十六的盖底茨堡学院的师生比例就是1:15左右,学生有2400多人。可以看出,从师生比例上就能看出学校一般情况的好坏来。师资力量的雄厚,使任何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和最好的教授交流。这种学校强调的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强调小课堂,也就是一门课的学生不能太多,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十分密切。也正是这种特权,使学生获益匪浅,导致中上阶级的孩子被送到这类学校来,因为,如果历史上是家庭教师到家庭授课,如今是教授给多个学生授课,学生还是在吃小灶。我们都知道,小灶饭多半比大灶的饭好吃一点,精致和文化得多。

  我不是研究中国教育的,对中国的教育所知不多。我希望介绍我所熟悉的教育机构,教育思想和哲学,对探索中国教育改革的人或许能有点启发。中国的教育改革,呼吁了很多年,好象年年都有新的改革计划。我因为工作,访问了几个大学,看到的新情况好像是大学越办越大。比如浙江大学,据那里的老师们说,如今把四个大学联合起来,都成了浙江大学,好象集体大炼钢铁一样。谈论这个改革的老师们,好象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特大的大学持积极的态度。我想起来 1999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一天我路过一个课堂,忍不住站在旁边听起来,原来老师在讲辛亥革命历史,这也是我常常在美国教授的五四文学要涉及的内容之一。我想看看中国的大学,在多年提倡教育改革后怎么教书,学生怎么学习。我吃惊地发现,几十分钟的课,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整整几十分钟,他写了很多板书,在黑板上列上辛亥革命失败的意义,学生都埋头作笔记,把那套从小学就学到的几条再听写一遍。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想,原来还是古代以来的那套,背《论语》的那套教育方式,那套教授如何亦步亦趋的方式,那套背诵别人的思想的教育方式。别人的,甚至不是思想,而是垃圾。

  教育改革,首先应该是教育哲学思想和原则的改革,教育方式的改革。如果教育哲学思想还是,盲目赶英超美,或者是高大全或假大空,教育宗旨是培养亦步亦趋不敢离谱的人,中国的教育改革恐怕是轰轰烈烈的多,实际改变的少。那些急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恐怕以改革的名义行权力再分配,与中国教育改革没沾多少边。中国的教育应该首先应该根据我们的国情确定不同的教育的哲学是什么,建立不同类型的大学。如果一窝蜂地把学院变成大学,把工科大学变成综合性大学,好像邯郸学步,用不了多久,走来走去的都是不知怎么走路的人,忘记了学习别人走路,是为了自己把路走的更好。许纪霖先生疾呼,“是停下来反思的时候了。”我希望有人听见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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